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国家对人口流动的管理非常严格。普通百姓如果要离开家乡远行，必须持有由当地政府发放的证明。没有这个证明，几乎一切活动都变得困难重重，无论是吃饭、住宿，还是乘车出行，都极为不便，几乎寸步难行。那个时期，许多工地急需劳动力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官方的招募途径十分有限，许多工地不得不偷偷招募民工。在四川各地，外出打工被形象地称作“挖野斋”，其中充满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。

为什么外出打工要叫做“挖野斋”呢？据说，这个名称来源于古时和尚外出化缘的做法，称之为“挖斋”。因为和尚的化缘活动是公开的，而那些偷偷外出打工的人，生活隐秘且不为人知，因此就形成了“挖野斋”的说法。尽管这种行为不合法，但生活所迫，很多人还是不顾风险，选择冒险远走他乡，去从事体力劳动，维持生计。

既然这种做法充满了隐秘和危险，自然也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，帮助人们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去。1969年，年仅20岁的邱承右便参与了“挖野斋”，并经历了一段难忘的生活。

当时，邱承右所在的家乡生产队，一个男劳动力干一天活最多只能拿到9分钱，生活十分拮据。由于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，邱承右的父亲私下与生产队领导达成协议，允许邱承右外出“挖野斋”，每月交给生产队8角钱，以此来换取他可以外出打工的机会。那个时代，修公路、盖厂房等项目往往需要大量劳动力，因此地下的包工队遍布各地。来自四面八方的民工常常结成兄弟般的关系，大家互帮互助，气氛融洽。

邱承右刚到工地，就赶上了晚餐，看到那一桌丰盛的饭菜，简直激动得无以言表。几个人围坐在一起，地上摆着一大盆土豆炖羊肉，羊肉大块大块的，肉质鲜嫩，每块大概有二两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白米饭和白酒，最让人感动的是，这里的伙食完全不限制食量，吃完饭还可以去食堂里添。那时，普通百姓即便是过年，也很难有机会享受如此丰盛的菜肴，更别提能够放开肚皮大快朵颐。

李九是邱承右刚认识的一个工友，他告诉邱承右，这里的伙食费是按天计算的，只要吃过早餐，就算是一天的伙食已缴清。邱承右只赶上了晚饭，所以当天就不需要再支付任何费用。吃完晚饭，大家围坐一起，围炉取暖，抽烟，互相吹牛，时不时有工友开始唱起“斋歌”。这首歌是根据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改编的，歌词唱道：“红旗飘飘美如画，祖国建设跨骏马。我当个野斋二哥多荣耀，手拿二锤走天下。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公社干部算个啥？哪里有野斋，就到哪里挖！”那时，外出打工的人自称为“斋二哥”，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的人被分为三种“公司”：一公司是偷盗、打砸抢等犯罪分子；二公司是“挖野斋”的民工，所以他们自嘲为“斋二哥”；三公司则是做生意的商人。

“挖野斋”有一套严格的规矩，违反了这些规矩可得不轻。比如，工地上的民工像军队一样被分成了连、排、班三级，按照这种组织结构进行管理。每个人的“斋龄”都很重要，工龄长的人在这个圈子里自然受到更多的尊重。吃饭时，碗必须叫“斋钵”，早晨起床后不能说话，吃完饭才可以和人打招呼。而且，如果吃饭时掉了筷子或者摔了“斋钵”，当天就不能工作了。

此外，布票要称作“花花儿”，粮票是“粉子”，钱也有特别的叫法：一块钱叫“一分皮”，十块钱叫“一角”，一百块叫“一块”，一千块叫“一吊”，一万块叫“一方”。如果有人被抓进了监狱，就说“丢进去了”；如果逃跑则称之为“挂五档”；而爬火车则是“撵滚滚儿”。

工地上分配工资是按照“多劳多得”的原则，工人们通过评分来决定一天的工钱，最低为6分，最高8分。班长、排长、连长也有额外的分数，班长每月额外获得16分，排长24分，连长32分，这样收入自然比普通工人要高很多。

有时，工人们即便不工作，也能拿到一些补贴。比如，遇到下雨天不能干活，每人会得到1元2角的补贴；若早餐没煮熟，吃了夹生饭，也可以免去工作，得到6角钱的补助。生病的话，也能请假并享有相应的补助。

不过，工地上的“斋头”——即包工头，大多数时候都会设法克扣工人的工资。在一个工地将要结束时，往往有一些不公平的手段发生。例如，有一次，一些民工准备结算工钱时，斋头和甲方商量好，忽然宣称上级要查清工人中的“地、富、反、坏子女”，于是他们会被押回原籍。很多出身不好的人为了保命，选择匆忙逃走，结果工钱都被斋头和甲方瓜分了。那些逃跑的工人只能默默忍受，继续去找新的工地。

最常见的克扣方式是，评定工分时，斋头会故意把每个人工分的小数点去掉，看似是小数额，但积少成多，最终造成了大量的克扣。除此之外，购买米菜等日常生活用品，斋头也常通过这种方式牟取私利。

有时，斋头在工地所有工作完成后，会拖延结算工钱的时间，声称工地还未结算好，需要过段时间才会发放。工人们知道，自己很难再去追讨这笔钱，因此通常就放弃了。

然而，也有一些比较公正的“斋头”，他们不像那些刻薄的人那样克扣过多，工人们能碰到一个好的“斋头”，也算是运气好。

1968年，18岁的陈茂君也曾参与“挖野斋”。他和一群老乡在陕西修阳汉铁路的便道，遇到了一位绰号“汤司令”的班长。汤司令虽然不姓汤，但长得十分像电影《地道战》中的伪军汤司令，因此大家都这样称呼他。汤司令看陈茂君是个年轻学生，对他照顾有加。在工地待了两个月后，陈茂君和同伴们因为预支的生活费已经花光，工地也不再愿意给他们预支工钱，大家商量后决定离开。结算时，每个人最后只拿到了不到6元的工钱。

没有足够的钱回家，陈茂君等人决定逃票上火车。当时，汤司令悄悄塞给陈茂君10元钱，并叮嘱他将钱分散藏好。最终，大家成功上了火车，但在江油马角坝站被查出并关进了候车室。汤司令以自己和同伴们是被骗来的知青为由，巧妙地通过了检查。第二天，铁路工作人员为他们安排了一趟从宝鸡到成都的慢车。汤司令满怀感激，表示要向大家下跪感谢，却被铁路干部拦住，说自己也有两个孩子是知青，理解他们的困境。

陈茂君原本想拿着钱买票回家，但被汤司令阻止了。汤司令提醒他说，第一次外出打工，应该把钱留着给家里带